我读高中的时候，有两个姓余的散文作家很受学生们的欢迎，一个叫余秋雨，一个叫余光中。余秋雨爱讲点人文历史，略带忧郁的文笔，很得文艺青少年们的喜欢。把他的文章背下来，用那种调调去写高考作文，是极好的，容易得高分。不过看多了，就有点发腻。

余光中的散文跟余秋雨相反，节奏明快、恣意汪洋，常常有些奇思妙想，并不故意抖包袱，却能引得人莫名的开心。比如他说自己的四个女儿，还在襁褓之中的时候，看见有别的父母推着婴儿车走过，一想到里边的小男孩将来可能要把女儿从自己身边抢走，就忍不住想要拿些胡椒粉过去往那婴儿车里洒一点，以警告他们另做打算；又说月光很好，落在衣服上，轻轻一抖，便是一地水银。将月光如水、水银泻地轻松化用入文，妙的很。就像李白的《蜀道难》、《将进酒》，不遵格律、信笔如神。

现如今，世间已无余光中。二十年后，再把他的散文再翻来看了看，也找不回当初的激动了。《余光中散文》给我的快乐，连带高中时文艺青年的理想，都一起留在了上个世纪。我在二十一世纪的第一年进入中国人民大学，把时间都花在了政治、经济、历史这些讲求实际的学问上了，与散文和诗，再没有什么关系。若不是先生去世的消息震动海内，我都已经忘了远在郊外的某个房间里还有一本二十年前买的《余光中散文》。

不过，在这本遗忘已久的文集中，有一篇文章，我还会时不时的从网上下载来看一看，甚至打印出来，讲给别人听。这不是一篇散文，它讲的是在现代文写作中如何正确使用中文语法，名叫《中文的常态与变态》。此文令我受益极大，之所以不时翻出来看，为的是不忘掉文中给出的建议。打出来给别人讲，则是为了教师弟师妹们如何把文章写的读起来让人舒服。

这篇文章说，英文的语法对中文侵蚀的很厉害，受此影响，好多人写出来的东西不伦不类，令人难以卒读。例如中文本来是说“因此”，现在不少人却爱说“基于这个原因”；本来是说“问题很多”，却非要说“有很多问题存在”。这是很糟糕的。

余光中将中文的生态特征总结为十二个字：措词简洁、句式灵活、声调铿锵。我以为极为精辟。写一篇好文章，最重要的当属思想内容，文章有无价值，主要由此决定；第二在于谋篇布局，文章能否把问题讲清楚，主要由此决定；第三重要的，就是遣词造句，文章读起来是否舒服，则由此决定。

余光中所说的中文生态，就是指的遣词造句之功。遣词的功夫比较基础，不用多说。余光中把文章的重点放在了造句上，因为这是受英文语法干扰最多的地方。文中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这么一个部分：英文形容词多前饰，汉语则多后饰。《史记》里面介绍项羽，“籍长八尺余，力能扛鼎，才气过人。”若用英语的前饰法翻译成白话文，就是“项羽是一个身长八尺多、力能扛鼎、才气过人的汉子”。实际只需要简单后饰即可：“项羽身高八尺有余，力能扛鼎、才气过人”，就非常通顺。

文言文中，形容词前饰极为少见。白话文借鉴英文，引入前饰，增加介词“的”来构建语法，算是对文言语法的有益补充。但很多人受此影响，不仅前饰用“的”，连带后饰也一并给改成了“是……的”句式，这就画蛇添足了。

比如：“他学习成绩很好”，这是后饰。若要改为前饰，可以说“他是个学习成绩很好的孩子”。虽然有点啰嗦，毕竟增加了新要素“孩子”，比后饰法多包含了些信息。但有的人却会把这句话说成“他的学习成绩是很好的”。这样凭空多出来一个“是……的”，除了给文章增加累赘外，毫无意义。后饰型“是……的”句式危害甚广，“这个事件的影响是很大的”“这个说法是非常错误的”、“这条河的水是很深的”、“这片森林的面积是十分广阔的”……好多人离开了“是……的”句式几乎都不会正常说话了。

余光中把中文句式的特征归结为两个字“灵活”，也就是句子可长可短、修饰可前可后。把中文的这个特征摸透，写起文章来就可以变幻无穷、随心所欲了。

中文生态的最后一大特征，被余光中归纳为“声调铿锵”。这就更妙了。我从这四个字中大受启发，大开脑洞，从此对中文的理解感觉很是上了一个大台阶。特别是把“声调铿锵”跟字词和句式的变化结合起来，那就真是妙不可言了。

中文是方块字，所有的字都只有一个音节，而且除了像“一”这种极特殊的情况外，声调也都确定了。不像英文，单词的音节和声调无法控制。正因为如此，中文才发展出来它特有的或者说特别突出的音韵美。这种音韵上的特质，让所有的中国古诗，都无法被翻译成外文，不仅如此，还没法翻译成现代汉语。一经翻译，其作为诗的特点就会完全丧失。

我几乎不写散文，写的都是有关政治、经济、历史方面的长篇大论，甚至像《从黄河文明到“一带一路”》这种上百万字的大部头。但“用词简洁、句式灵活、声调铿锵”三大标准，在几乎所有的中文写作中都很适用，包括跟散文全无关系的严肃政论文。

好的文章，真就是这样写出来的。虽说第一是思想，第二是结构，第三才是文采，但文采也很重要，对于提高文章的可读性，扩展读者范围，作用不小。有些文章，作者好思想、好思路，但文采不好，读起来磕磕巴巴，难免让人读不下去、半途而废，总归是一件憾事。

把文章写漂亮，非经过艰苦的训练和仔细的打磨不可。从抒情的散文，到严肃的政论，概莫能外。写作之人，于“措辞简洁、句式灵活、声调铿锵”十二字真言，应当处处留心。

余光中的散文让我体验到了中文之美，又有《中文的常态和变态》这篇文章从理论上给我开了窍，收益至今。闻先生辞世，乃作此文，以兹纪念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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